A是响应国家西部大开发而落户于我国西部的大企业，有员工3万多人。主要有三大合作伙伴，其中主要是国际某笔记本电脑的中国生产商。去年6月，双方合作合同到期，但由于双方在合作条件上存在分歧而迟迟未能续签，30%的员工面临着被裁员的状态，A企业主要通过赔偿或者另外安排工作进行裁员。其中，大部分人员接纳了企业安置的建议。并得到妥善解决。但仍有小部分人员不愿意接受被裁员安置，出现了小规模短时间的集聚事件。针对不愿意被裁的人员，A企业采取的措施是将他们挪到另外一个车间，相对原来的工作，新车间较为辛苦，加班也比较少，所以薪水也较低；对于既不接受安置，也不愿意接受新工种的员工。按劳动法给予合理的赔偿，但这部分员工主要是男性。他们不接受企业的安置或赔偿。原因在于无论新工种还是赔偿，都比原来的钱少；企业合同续签的问题，是公司高层的事情，但现在高层一分钱也不少，自己辛苦工作几年，却被踢皮球，自己的利益无端被牺牲，他们觉得被裁员，感觉犯了错，面子上过不去；过去为了找到这份工作，面试、学技术花了不少时间，现在家人、孩子也在这里，被裁员后也不知道到哪去居住。所以他们不愿意接受公司的任何安排，情绪比较激动，集体围堵总经理办公室，甚至到所在街道进行围堵，要讨个说法。

案例：某企业为适应市场竞争，采取了技术改革，并在企业内部进行了职工岗位调动，甚至导致部分职工下岗。由于这次变动涉及了多方的利益，特别是部分下岗职工，该企业和部分职工多次就岗位调动和下岗问题产生了激烈的争论。该企业的综合部负责整个企业的劳资管理、人力资源开发、社会保障工作以及老干部管理，在这次改革中，负责下岗职工的工龄买断金发放、养老保障手续的办理等工作，他们每天要直接面对大量情绪激动的下岗职工。这段时间里，综合部的员工有很大的压力，既要完成企业领导交代的任务，又要安抚下岗职工的情绪，他们夹在中间很不好受，有苦说不出，与下岗职工的沟通出现了障碍。有时候，遇到一些顽固的下岗职工也避免不了一顿争吵，在这样紧张的氛围中工作，他们已出现消极怠工、烦躁等情绪。

案例：王某，35岁，已婚，在东莞某工厂上班已有10年，有一个8岁的儿子，在四川老家由父母看护，妻子跟随王某从老家出来，也在同一家工厂工作。夫妻虽同在一个工厂上班，但却是住各自的宿舍。平日里，小两口会因为小事情而斗嘴，但关系还算融洽。可最近王某发现妻子有些行为比较奇怪，会经常接听陌生人的电话，还会经常删除手机里面的短信。通过一段时间的仔细观察，王某发现妻子与某一车间工人走得比较近，行为举止也较为亲密，于是怀疑妻子有了第三者。一天晚上，王某偷偷跟着妻子，直到妻子进了宿舍，却忽然听见宿舍里有男人的声音，随即叫开门，过了一会妻子才打开。进去后王某发现妻子衣衫不整，并且在厕所里发现了那个工人。王某当时十分气愤，随后妻子跪在地上保证和那个工人断绝关系，但被王某拒绝了。经过此事件后，王某对妻子已经没有了信任感，而且自己感到十分焦虑。王某深知自己十分爱妻子，想继续维持这段婚姻，也尝试和妻子交谈，但每次都谈得不深入，效果不好。王某还曾采取过跟随妻子上班、跟踪监视、不定时打电话等方式，甚至有时候在上班过程中偷偷到车间观察妻子与那个工人的行为。这些措施和行为，反而使得夫妻关系更加紧张。晚上为了防止妻子趁自己睡着偷偷跑出去，王某竟然连续几天晚上不时到妻子宿舍“查岗”，导致没有睡好觉。王某感到自己精神紧张，严重影响了工作与家庭生活，于是主动找到企业社工求助。

案例：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我国珠三角地区外向型工业高速发展，这一地区聚集了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数量的女工，她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被当地人称作“外来打工妹”，这一群体为经济发展默默的贡献着，同时也默默承受着一些不合理的待遇。据有关的统计数据显示，九成的外来打工妹都得不到任何的社会保障、医疗津贴、病假、产假，且每月平均加班时长达到150小时，远远高于法定工作时间。由于广东的工厂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工伤事故发生的频率也是相当高的，这些外来打工妹对于工伤事故后申请赔偿的程序和要求赔偿的途径都很陌生，她们不懂该如何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甚至因担心失去工作而选择忍气吞声。外来女工群体除了要面对低工资、高劳动强度外，她们的身体健康也饱受摧残，这些女工多分布在鞋厂、玩具厂、皮具厂、电子厂和电池厂等，工作过程中长期接触有毒有害的物质，加之其生理特点，女性得职业病的比率远远高于男性。这些女工还面临着在融入当地环境的过程中受到排斥等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