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韦老师是一名农村中学特岗教师，尽管岗前培训时，教育局领导对山区教育的现状进行比较详细的介绍，可眼前景象还是让韦老师大吃一惊，实验室里有一些仪器设备因长时间搁置无法使用，有些实验又因没有耗材而无法开展，所以韦老师在课上讲到某些内容时，会旁征博引，设喻举例，讲的口干舌燥，但由于无法做实验演示，学生还是一脸茫然，学习物理变成背物理。 为了改变现状，韦老师向老教师请教，查阅自制教具的文献，并收集矿泉水瓶，镜子，木条，气球等材料，设置一些微型实验让学生动手实践。 实验课上，学生们摆弄着实验器材，讨论实验现象背后的原理，忙的不亦乐乎。 同时，韦老师指导学生观察身边物理现象，探究物理奥秘，学生们学习物理的兴趣越来越浓了。

材料:综合实践活动课上，初一（2）班的同学栽种了一盆玫瑰花放在教室的窗台上，同学们都很爱护它，轮流照顾着这盆花。 有一次课间活动，活泼好动的李超不小心把花给打翻了，班主任廖老师看到大家辛勤的劳动成果就这么被破坏了非常生气，大声斥责了李超。事后廖老师又组织同学们养了三盆玫瑰花，叮嘱同学们一定要用心看护，唯独不允许李超参加这项集体活动，并让班长监管。 不久，李超变得不那么活泼了，话也少了。几天之后的一个下午，放学了李超和王方在教室计划把作业做完再回家，恰好廖老师也打算在教室里批改作业，廖老师坐在王方旁边前方，只和王方说话，却不理会李超。李超想起几天前廖老师斥责自己的事情便觉得很委屈，含着眼泪跑回家了。

材料：“白话文运动”中的异体成语 清末民初，文言文与社会发展严重脱节，民众深感晦涩难懂。以黄遵宪、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我手写我口”“言文合一”“崇白话废文言”的白话文运动，白话报刊由初期的几十种突增至370余种。这些白话报刊不仅谈论救亡图存、变法革新，同时也在语言使用中推广白话文、倡导语言变革。其中一个突出表现，是在成语使用上不断“破旧立新”，产生了大量异体成语。笔者对清末民初近50种白话报刊进行统计发现，其使用的成语中有1200多个具有一个或多个异体形式。 这些异体成语改换了原有成语的某些构成要素，而整体意义与用法保持不变。比如，“童叟无欺”在当时的白话报刊中被广泛变异为“老少无欺”“见风使舵”被变异为“见风使船”“看风使船”“见风使帆”等。异体成语的大量涌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报人从语言运用方面冲破旧有文言格局、建立新文法的决心和尝试。 在清末民初的白话报刊中产生如此之多的异体成语，并不只是当时报人“有意为之”，汉语的意合性为成语改换构成要素形成异体成语提供了客观基础。汉语以表意为主，不太拘泥于形式。表现在异体成语上，则是成语的整体意义取决于各构成要素的意义组合，即便结构有所变化，或个别语素有所变化，很多时候也不影响成语整体意义的表达。比如，“面红耳赤”中的“耳”被替换成“眼”，形成异体“面红眼赤”，字面意义发生了改变，但并不影响其“形容因激动或羞惭而脸色涨红的样子”的深层意义。 同时，这一时期正处于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过渡期和文言与白话的激烈碰撞期。词汇上单音词的双音化发展迅速，成语构成语素中的单音语素受到双音化影响，极容易将此语素与其他语素组成的双音词带到成语中来，将成语中的其他语素替代掉，形成异体成语，如“感激不尽”受双音词“感情”的影响，产生了异体“感情不尽”。 清末民初的异体成语，虽有一些沿承了下来，成为现代汉语中的语言材料，但是大部分异体成语并未流传至今，而是渐渐回归到正体。 一方面，语言发展有社会性、时代性与经济性原则。社会不断发展，新事物不断产生，旧事物不断被取代，与此相应，新事物新现象的出现会产生新词，在语言表达上自然会产生更准确、更精细的词语来描绘客观事物。比如“见风使舵/见风使船/见风使帆”，“舵”是一种控制船方向的装置，古代社会人们熟悉“舵”这个装置的少，反而用“船、帆”更易理解，随着有舵的外来机械船更多传入，人们对舵的熟悉程度增加，“见风使舵”的表达更有生命力。 另一方面，成语自身有均衡性与和谐性特征，以及通俗性与典雅性的相互作用。很多成语历经数千年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与规律，一些构成要素不对称、韵律不和谐的往往遭到淘汰。比如“喜新厌旧”与异体“喜新厌古”，“新”与“旧”相对，工整对称，前者更容易让人接受；再如“坐立不安/坐立不定”的前者平仄更为和谐对称。并且，成语总是在典雅性与通俗性相互碰撞、相互制衡的条件下发展，过于通俗的成语往往会向典雅性靠拢，而过于文言典雅的成语在发展过程中也会向通俗性靠拢。

材料：1865年，奥地利的格雷戈尔·孟德尔发表论文《植物杂交实验》，提出植物杂交的遗传规律，实验数据准确，结论新颖独到。但是直到1900年，荷兰的德佛里斯，德国的柯伦斯，奥地利的丘歇马克几乎同时分别独立地重新发现了这一规律，才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不过后来他们也都承认，孟德尔的研究比他们更早，也更深入细致。